渭河平原位于我国陕西省中部，北邻黄土高原，南接秦巴山脉，东起秦函谷关，西至大散关，长约余公里，海拔约-米，面积约3.6万平方公里，西窄东宽，号称“八百里秦川”。渭河平原由断层陷落地带经渭河及其支流径河、洛河等河流冲积而成的冲积平原，又因北有萧关、南有武关、东有函谷关、西有大散关，故称“关中”。
西安地区，是指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中部，包括今西安市区、咸阳市区、径阳县、三原县、高陵县、蓝田县、富平县、临撞区、阎良区、长安区、鄂邑区等县市。这一区域发现中小型秦国墓地30余处，有长安客省庄墓地，西安南郊秦墓地、北郊秦墓地、尤家庄墓地、张家堡墓地、半坡墓地，高陵益尔公司墓地、张卜墓地，咸阳东郊秦墓地、任家咀墓地、塔儿坡墓地、黄家沟墓地、关中监狱墓地、花扬墓地，径阳宝丰寺秦墓、户县宋村秦墓、南关秦墓，蓝田泄湖墓地，临撞新丰墓地、马额墓地、零口墓地、刘庄墓地、清泉秦墓、上焦村秦墓、赵背户刑徒墓地等。
公元前年，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，秦襄公被封为诸侯，“赐之以岐西之地”，秦人始国。襄公“十二年(公元前年)，伐戎而至岐”，自此秦国打开关中地区的大门，开始对关中西部的统治。文公四年(公元前年)，卜居沂渭之会;“十六年(公元前年)，文公以兵伐戎，戎败走。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，地至岐，岐以东献之周”。至“宁公二年(公元前年)，公徙居平阳，遣兵伐荡社。三年(公元前年)，与毫战，毫王奔戎，遂灭荡社”。
到“武公元年(公元前年)，伐彭戏氏，至于华山下。十年(公元前年)，伐邦、冀戎，初县之。十一年(公元前年)，初县杜、郑。”此时秦国已经确立对关中西部的统治，并且势力范围已经触及整个关中地区。秦穆公时期，秦国伐晋、吞梁和茵、击郑、灭戎，“益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”
秦国确立对整个关中地区的统治，“秦地东至河”，但政治中心仍在以雍城为核心的关中西部地区。灵公“十三年(公元前年)，城籍姑”。简公六年(公元前年)，“城重泉”。献公“二年(公元前年)，城栋阳”。孝公“十二年(公元前年)，作为咸阳，筑冀网，秦徙都之”。至此时，秦国的都城经过不断东迁，最终迁都咸阳，直到秦亡，其政治中心已经是以咸阳为核心的关中平原中部地区。时间范围是秦武公至秦亡的一段时间。
西安地区作为秦国中后期统治的核心区域，发现秦墓数量众多，材料丰富，也是秦文化研究的重点和热门区域。将西安地区的秦墓统一整合，通过对出土陶器的类型学分析，确定西安地区秦墓的相对年代及绝对年代，梳理该区域内秦墓出土陶器的发展脉络，构建该区域秦墓的年代框架，总结西安地区秦墓陶器的区域特征，寻找西安地区秦墓的源流。
关中地区秦墓的发掘概况
西安地区，即关中平原中部，该地区进行的考古工作主要是从新中国建立后开始的，至今已发掘秦墓余座。
年一年，在西安半坡发掘了座秦墓。其中竖穴墓11座，其余皆为洞室墓;葬具都用木棺;多为屈肢葬。随葬陶器多为日用陶器，器类主要是晶,罐、盂等;仿铜陶礼器多为盒、壶组合。少数墓葬在棺内放置铜兵器、铜带钩、铜镜等铜器和玉珠、石壁等玉、石、料器。文中判断墓葬年代应为春秋末至战国晚期。
年，在长安县洪庆村发掘了一批墓葬，其中有2座秦墓。均为带长方形墓道洞室墓，仅随葬日用陶器。
年3月，在演桥区十里铺发掘了1座秦墓。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，墓葬屈肢葬。出土陶壶、陶晶、铜刀等。作者判断年代为战国。
-年，在长安县客省庄发掘了71座东周墓葬及31座瓮棺葬，其墓主人多为屈肢葬，头向多为西向，可以判断其为秦墓。墓葬形制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，有大量瓮棺葬。出土器物以日用陶器为主流，多为晶,罐组合;随葬礼器的秦墓24座，其中1座铜器墓，余皆出仿铜陶礼器。原文判断这批墓葬的年代为战国早期。
年7月，在陕西临撞县北清理了1座秦墓。墓穴为南北方向竖穴墓，墓壁用单砖砌筑，墓地小砖平铺一层。人骨已朽，随葬2件陶釜。据墓室用砖推测墓葬年代应为秦代或稍晚。
年，在陕西户县宋村发掘了1座秦墓及1座附葬坑。墓葬为东西向长方形口大底小竖穴墓，墓底四周均有生土二层台，放置殉人及殉狗。葬具为木质一棺一撑;墓主人骨已朽;殉人4具，均肢体破碎。随葬铜礼器5鼎、4篡、2壶、1敲、1盘、1匝;陶器为晶、罐、豆等日用陶器;玉圭、玉块、石块等玉、石、骨器。车马坑内出土一套铜车马器。作者推测墓葬年代为春秋早2。
年一年在咸阳黄家沟清理了80座战国秦墓。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墓和洞室墓两种，以西向者居多。葬具多为木棺，1座一棺一撑，3座情况不明。
葬式多为屈肢葬，少数仰身直肢葬。出土少量铜器，包括鼎、盒、壶等铜礼器和带钩、印章等小件铜器;陶器包括鼎、盒、壶等仿铜陶礼器和罐、釜、盆等日用陶器;以及铁削、金珠、玉壁、料塞等。作者推测这批墓葬的年代应为战国晚期。
年一年在临撞区上焦村发掘了8座秦墓。墓葬均为东西向带斜坡墓道洞室墓;均为木质盒式棺撑，6座一棺一撑，2座仅一撑;墓主肢体破碎。随葬器物有金、银、铜、铁、陶、玉、蚌、骨、漆器等类;铜器包括剑、枪等铜兵器，黎、釜等铜容器，铜镜，铜半两钱，铜印等;陶器包括鼎、盒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，罐、豆、釜、盆等日用陶器及陶仓等模型器。作者推测这些墓葬应应为始皇帝陵的陪葬墓，年代为秦二世二年。
年冬至年11月，在户县南关村清理了2座春秋秦墓，均被破坏。墓葬形制均为南北向土坑竖穴墓，葬具为木质，葬式不明。74M1出土铜器5鼎、4篡、2壶、1盘、1匝及车马器;82M1出土铜器7鼎、6篡、2壶、1盘、1匝等。推测年代为春秋早期。
年一年，在临撞赵背户村发掘了32座刑徒墓地。墓葬形制均为为土坑竖穴墓，除1座墓有瓦棺葬具外，余皆无葬具。葬式多为屈肢葬，有乱葬现象。随葬品多为铁质工具及罐、钵、瓮等日用陶器。作者推测年代为秦代。
年在咸阳任家咀清理了1座殉人秦墓。墓葬被破坏，仅存西北角，形制为长方形口小底大竖穴墓，有壁皇;葬具为木质一棺一撑;墓主葬式不明;现存殉人2具，骨架散乱。随葬铜鼎、铜墩、铜敲、铜舫等及铜铃等铜器，陶困、陶圭等陶器，及石圭等。作者推测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。
年在蓝田泄湖发掘了4座战国秦墓。墓葬形制有竖穴墓、洞室墓和瓮棺葬三类。均为木质葬具，葬式屈肢与直肢均有。随葬陶器多为晶、釜、罐等日用器。作者推测墓葬年代应为战国中晚期。
年一年在临撞刘庄清理了5座秦墓。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墓道砖撑墓，人骨已朽，葬式不明。随葬品包括鼎、盒、壶等仿铜陶礼器，罐、釜、盆等日用陶器及灶等模型陶器。作者判断墓葬年代应为战国晚期。
年，在西安市南郊山门口村发掘了座战国秦墓。穴墓道底部有生土二层台;葬式均为屈肢葬;随葬晶、盂、者推测年代为战国晚期。
年一年，在西安南郊茅坡光华胶鞋厂墓地发掘秦墓93座，分为竖穴墓和洞室墓两类;木质葬具;墓主多头向西;葬式多为屈肢葬;随葬品多为鼎、篡、盒、壶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和罐、晶、盂、盆、釜等日用陶器，少量灶、困等模型器，铜器多为铜带钩;作者将其分为六期，第一期为春秋晚期至春秋战国之交，第二期为战国早期，第三期为战国中期，第四期为战国晚期，第五期为昭襄王时期至秦亡，第六期为秦末汉初。
年一年，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咸阳任家咀墓地发掘秦墓座。按形制分为竖穴墓和洞室墓两类。葬具除8座为瓮棺葬，12座不明外，余皆木质棺撑，分为双撑一棺、一撑一棺和单棺三种。墓主多为屈肢葬，头像西。随葬品多为陶器，包括鼎、篡、盒、壶、敲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、盂、罐、豆、釜等日用器及困等模型器。报告将这批墓主分为六期，第一期为春秋中期，第二期为春秋晚期，第三期为战国早期，第四期为战国中期，第五期为战国晚期，第六期为秦统一前后。
年一年，在临撞零口发掘了一批墓葬，其中战国秦墓10座。墓葬分为竖穴墓和洞室墓两类;竖穴墓内未发现葬具，洞室墓内均为木质单棺;墓主头向多为西北向;葬式均为屈肢葬。随葬品有铜、陶、铁、骨四类;铜器仅发现件铜带钩;陶器多为罐、盆等日用器。作者推测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期。
年在咸阳市区东北塔儿坡村的石油钢管钢绳厂区发掘了座战国秦墓。其中竖穴墓95座，洞室墓座，瓮棺葬9座。均为木质葬具，墓葬多为屈肢葬，头向西。随葬品多为陶器，包括鼎、盒、壶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及晶罐、盆、釜等日用陶器。作者推将这批墓葬分为三期。第一期为战国晚期前段，第二期为战国晚期晚段，第三段为秦统一时期。
年11月，在陕西富平清理了1座战国秦墓。墓葬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，葬具及葬式不明，墓葬头向北偏西。仅随葬日用陶器，组合形式为晶、盂、罐、盆。作者推测年代为战国中期。
年一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北郊交通学校、乐百氏食品公司等几个地点发掘了秦墓座。其中竖穴墓33座，洞室墓87座，瓮棺葬2座;葬具多为木质单棺;葬式多为屈肢葬，少数直肢葬;墓主多头向西。随葬品多为鼎、盒、壶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和罐、击、盆、釜等日用陶器，少量灶、困等模型器，铜器多为铜带钩。报告将这批墓葬分为四段，第一段为战国晚期早段，第二段为战国晚期晚段，第三段为秦代，第四段为秦末汉初。
年一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北郊尤家庄墓地发掘了座秦墓。其中多为洞室墓，少数竖穴墓;葬具多为单棺;墓主多为屈肢葬，头向西。随葬品多为鼎、盒、壶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和罐、击、盆、釜等日用陶器，少量灶、困等模型器，铜器多为铜带钩。报告将这批墓葬分为四段，第一段为战国中晚期，第二段为战国晚期晚段，第三段为秦统一时期，第四段为秦末汉初。
年一年，在西安北郊明珠花园发掘了59座秦墓。墓葬形制分竖穴墓和洞室墓两类;葬式分为屈肢葬、直肢葬和乱葬。随葬陶器多为罐、壶、釜、盂、瓮等日用器;铜器多为带钩、铜环等器物。作者推测年代为战国中期至秦统一前期。
年在高陵张卜发掘了秦墓14座。随葬陶器有鼎、盒、壶、罐、釜等。作者推测年代为战国晚期到秦代。
年，在径阳宝丰寺发掘了20余座战国秦墓，仅发表了1座墓葬的资料。该墓为长方形口大底小竖穴土坑墓，墓底东西两侧有生土二层台，北侧有一壁皇。葬具、葬式情况不明，墓主头向北。随葬品放置于壁皇内，包括罐、茧形壶、击、黎等日用陶器及铜半两钱2枚。作者推测该墓年代为战国晚期。
年一年，在西安南郊茅坡邮电学院墓地发掘秦墓座，分为竖穴墓和洞室墓两类，有双洞室现象;木质葬具;墓主多头向西;葬式多为屈肢葬;随葬品多为鼎、盒、壶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和罐、击、盆、釜等日用陶器，少量灶、困等模型器，铜器多为铜带钩;作者推测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。
年，阳陵考古队在高陵县益尔公司基建工作中发掘了一批墓葬，其中秦墓51座。其中竖穴墓46座，洞室墓5座。葬具均为木质，有两撑一棺、一撑一棺、单棺三种。均为单人屈肢葬，分仰身屈肢和侧身屈肢两种。随葬品包括铜、陶、铁、玉石、泥质五类;陶器器类有盂、罐、釜、壶、豆、钵、困等;铜器多为带钩、带饰，少量兵器。作者将其分为三期，第一期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，第二期为战国中期，第三期为战国晚期前段。
年，在西安南郊潘家庄世家星城墓地发掘秦墓余座，多为洞室墓，少数竖穴土坑墓;木质葬具;墓主多头向西;葬式多为屈肢葬;随葬品多为鼎、盒、壶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和罐、击、盆、釜等日用陶器，少量灶、困等模型器，铜器多为铜带钩;文中将这批墓葬分两期，第一期为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，第二期为秦末汉初。
5年，在咸阳东郊西耳村墓地发掘了秦墓56座。墓葬形制分竖穴墓和洞室墓两类，有双洞室现象。葬具多为木质单棺;墓主多为屈肢葬，头向西。随葬陶器多为鼎、盒、壶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和晶罐、击、盆、釜等日用器，铜器多为铜带钩。作者将这批墓葬分三期，第一期为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早段，地二期为战国晚期中段，第三期为战国晚期到秦统一。
6年一7年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咸阳东郊尹王村墓地发掘了秦墓座。墓葬形制分竖穴墓和洞室墓两类，有双洞室现象。葬具多为木质单棺;墓主多为屈肢葬，头向西。随葬陶器多为鼎、盒、壶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和晶,罐、击、盆、釜等日用器，铜器多为铜带钩。作者将这批木葬分三期，第一期为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早段，地二期为战国晚期中段，第三期为战国晚期到秦统一。
7年一8年，在临撞新丰发掘了座秦墓。墓葬形制多为洞室墓，葬具多为木质单棺，葬式多为屈肢葬，墓主多头向西。随葬陶器主要有鼎、盒、壶等仿铜陶礼器，罐、盆、釜等日用器。报告中将这批墓葬分四段，第一段为战国中期偏晚，第二段为战国晚期，第三段为战国末至秦代，第四段为秦末汉初。
年，在乾县夹道村清理了4座战国秦墓。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，葬具均为木质一撑一棺，墓主均为屈肢葬，头向西。随葬鼎、篡、盘、匝等仿铜陶礼器和晶、盂、豆、罐、釜等日用陶器及石圭、石刀等。M3年代为战国早期偏晚，M4,M5年代为战国中期偏晚。
同年，在关中监狱新征地发掘秦墓座。其中竖穴墓40座，洞室墓座，瓮棺葬2座。葬具多为木质单棺。墓主葬式主要是屈肢葬，仅38座墓为仰身直肢，头多向西。随葬品有陶、铜、铁、玉、泥、漆、水晶、煤精等材质，陶器多为鼎、盒、壶或蒜头壶的仿铜陶礼器组合和罐、盆、釜、击的日用陶器组合。作者推测年代围殴战国晚期至秦代。
同年9月，在临撞区清泉村发现了1座秦墓。该墓为长方形竖穴砖撑墓，方向为正南，葬具为一棺一撑，墓主仰身直肢，头向北。出土1件茧形壶和陶钵。作者推测年代为秦末汉初。
年，在临撞马额发掘了44座秦墓。墓葬多为洞室墓，竖穴墓仅2座。葬具多为木质单棺，墓主多屈肢葬，头向西。出土陶器有鼎、盒、壶、蒜头壶、罐、釜、盆等。作者推测年代为战国晚期到秦代。
年，在咸阳市花扬村清理了68座战国秦墓。墓葬形制有竖穴墓、洞室墓、瓮棺葬。葬具多为木质单棺，少数一棺一撑。葬式屈肢、直肢均有。头向东、西向均有。随葬鼎、盒、壶等仿铜陶礼器，罐、盆等日用陶器，铜带钩，玉磺、骨饰等。作者推测年代为战国晚期至秦代。
同年10月，《西安张家堡秦墓》出版，报告了年至年在张家堡发掘的秦国墓葬。共发掘秦墓座，墓葬形制多为洞室墓，葬具多为木质单棺，墓主多为屈肢葬，头向西。随葬陶器多为鼎、盒、壶、蒜头壶等仿铜陶礼器和晶罐、击、盆、釜等日用器，铜器多为铜镜、铜带钩。报告将这批墓葬分四段，第一段为战国晚期前段，第二段为战国晚期晚段，第三段为秦统一时期，第四段为秦末汉初。
总之，西安地区已发掘的秦墓数量众多，随葬品丰富，但大多数秦墓的年代集中在战国晚期到秦末汉初，早期秦墓年代跨度大，数量较少。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zl/7876.html
